学者观点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取得的重大成绩，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并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崭新论断为新时代作了基本判断。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已经跃入一个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先导的全新发展阶段，我们必须认清新形势、拿出新思路、制定新战略，打造更多富含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产品，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系统、全面的技术支撑，使千千万万普通大众参与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事业中来。

新形势：我国文化产业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首先，文化产业出现了重大的结构变化，数字文化产业部门呈现爆发式增长，并升格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十二五”以来，与文化产业整体增速持续下降相反，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相关的文化部门出现爆发式增长。如果没有数字文化产业相关部门的超常增长，就不可能有中国文化产业整体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此外，数字文化产业部门已经开始推动文化产业与国民经济各个产业的“跨界融合”，并间接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实现转型升级，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走出“工业化”阶段、走向“后工业化”阶段的过程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也将“数字创意产业”纳入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中。

其次，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深化，文化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机制发生转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了“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这一总方针，以“文化市场”取代“文化产业”成为党和国家最高政策文件中有关文化政策部分的第一主题词，标志着我国文化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机制的转换——从以产业政策推动为主，市场内生动力为辅的阶段，走向以开放市场、调动市场内生动力为主，以产业政策干预推动为辅的新阶段。有关部门为此出台和修订了一大批文化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持续改善了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发展环境。根据权威数据，近年来我国新注册企业呈暴涨趋势，截至2017年6月底，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数量超过322万户，同比增长22.4%，比全国企业数量平均增数高出3.1个百分点。在市场环境大为改观的情况下，中国出现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文化产业在创新领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再次，文化政策体系创新发展，“文化—科技—金融”三元动力结构基本成型。近年来，在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这个总体目标下，在逐步完善的文化市场环境中，我国已经形成了全新的文化政策系统。除了工商、税收等完善市场体系、改善“营商环境”的政策之外，我们还形成了适应“供给侧改革”新形势和文化科技融合新发展要求的新型文化政策系统，即“文化—科技—金融”三元动力结构。这一政策系统极大地推动了产业发展，并且有效地拓展了市场空间。文化科技融合是新时期国家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政策抓手，全面对接国家“互联网+”战略，全面创新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电影等新型业态，对国家文化产业发展形成“双轮驱动”之势；文化金融合作是十八大以来国家完善文化要素市场建设的核心政策，也为文化科技融合而生的文化产业重大创新领域的超常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金融科技则在很大程度上为“文化科技融合”与“文化金融合作”两大政策提供了一条稳定的“底边”，使得相关政策能够落地并充分发挥作用。

新思路：重新认识文化生态、文化生产、文化传承形势

近年来，由于数字文化产业部门的超常发展，以及数字创意产业的浮出水面，我国文化产业已经跃入一个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先导的全新发展阶段，这是一个需要以新技术为基础、以新业态为引领、以新理念和新思路加以应对的新形势。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面向未来，我们要有新思路。

其一，重新认识文化生态环境。由于数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内容已经构成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主要内容，互联网服务公司已经成为最大的文化内容提供商和渠道运营商。这就形成了一个由两大体系构成的全新的文化生态环境：一个是由政府主导的、以广电等传统媒体为主要载体、以在地硬件设施为主要形式的传统文化服务体系；另一个是以民间力量为主导的、以新兴媒体为主要载体的、以在线内容为主要形式的现代文化服务体系。这两大体系相互配套、相互支撑、日益融合，形成了全新的文化生态环境。

其二，重新认识文化生产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是在最近10年中，我们才掀开了“新兴文化产业”发展的崭新一页，开始打造一个基于数字和网络技术的、以前不曾想象的系统：这个系统颠覆了传统文化产业“线性的”再生产体系，代之以网络化和智能化的系统。在这个全新的系统中，生产者和消费者相互融合，专业化生产者（PGC）和非专业化生产者（UGC）相互合作，文化产业和实体经济相互渗透，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之势。此外，由于数字技术的进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文化内容的创造者从小规模专业作者向大规模业余作者迁移的局面。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接触到任何人类文化成果，消费或是参与生产任何文化产品。

其三，重新认识文化传承形势。“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引发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浪潮，将打造新一代文化资源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问题推向前台。就技术能力而言，目前可以服务于骤然出现的大规模文化内容创造人群的公共基础设施还没有形成。当非专业人群成为内容生产主角，海量内容以令人惊叹的速度生产出来之时，那些延续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是否能够得到很好地传承？

对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这一文化传承新形势，尽快建立起有效服务于个人创意活动的，新一代数字化、智能化的文化基础设施，为个人提供丰富多样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智能化服务，与创意设计等专业化生产服务力量相结合，使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从田野、课堂、图书馆、博物馆中走出来、活起来，进入生活、走向世界。

新战略：国家文化基因工程

十九大报告指出，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文艺创作持续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此前，习近平同志围绕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从各个侧面展开了一系列精辟论述，其中最为核心的思想就是“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同志还多次在讲话中使用“文化基因”“精神基因”等词语来描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基因”概念作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论基础，也为我们建设新一代数字化、智能化文化基础设施指明了方向。

我们可以将新一代文化基础设施称为“国家文化基因工程”。“文化基因”既是承载中华民族优秀思想理念、道德规范、人文精神的“基本粒子”，也是对新一轮文化资源数字化技术系统的科学概括。前者是文化概念，后者是技术概念；前者是传承目的，后者是实现手段。文化资源数字化是上世纪末以来欧美国家提出的、应对全球性数字技术和传媒汇流发展挑战的国家战略性基础设施工程。目前，这一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在技术上已经进入到“素材化”“大数据化”以及“智能应用”的阶段，形成了以“文化基因”为核心理念的技术系统。

文化基因承载着灿烂文明，延续着历史文脉，维系着民族精神。通过采集并搭建文化素材库，以文化基因提取、挖掘与智能分析来绘制文化基因图谱，打造更多富含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数字内容产品，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系统、全面的技术支撑，使千千万万的普通大众参与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事业中来。

（作者张晓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戏剧学院世界城市文化协同创新中心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