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蹑手蹑脚的回归
从今年元月开始，剧场开始了长达半年的关闭，直到上个月的31日晚上，我才第一次走入剧场。
在进场之前，每位观众被要求相隔一米五的距离排队等待，依次进行查验随申码(14天内没有去过外地，没有新冠肺炎病史和接触史)—测试体温—登记实名信息(姓名、身份证号等)—进入剧场大厅—正式入场时再次查验个人信息。
进入剧场后，观众需要隔排隔座，中间相隔的封闭座位贴上了封条。工作人员全程提醒戴口罩，如同以前在演出过程中提醒观众不要拍照一样。中场休息后重新入场需要重新验证个人实名信息，如果走出了剧场，则需要重新验证入场前的各项步骤，缺一不可。
可谓蹑手蹑脚，所谓的复演、回归，并没有完全回归到以前洒脱的常态。
观众观剧的心态也耐人寻味：首先是兴奋，又在剧场碰到了同样爱好的剧迷，终于回来了，大家可以一起看戏；其次是陌生感，很少见到这么空旷的剧场。人很少，剧场内空旷，孤零零没有聚集感，进剧场看剧除了是娱乐方式，还掺杂着我们的社交，可是朋友见面也不复身体语言上的亲密，就是远远地打招呼。观演刚开始的感觉是憋闷，在密封的空间里憋闷不安，总想摘下口罩；然后被演出带入了剧情，终于忘记不适，仿佛回到先前；于是很感动，非常态之下，演员比我们更不容易，观众想鼓掌又因为人少带不起掌声；所以演出结束后会觉得歉疚，对不起台上的演员，他们的演出比以往更不容易，却没有曾经的掌声和回报。
2 疫情造就的行业问卷
走出剧场，在回家的路上不由得就开始思考，是否自始至终都没有回归？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由发问三个问题。
首先是何时能回到常态？我看的这场演出是上海芭蕾舞团原创现代芭蕾专场《起点III——时间对岸》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的首演，是严格按照文旅部发布的《剧院等演出场所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措施指南》中“观众人数不得超过剧场座位数30%”的要求布排座位的公益性演出。一方面我们想恢复剧场的演出，一方面又不敢太刺激观众消费市场，三分之一的上座率搭配的是百分之百的演出成本，所以只能以公益性质。这样的运营模式一定不是常态，何时回到常态，我想我们目前还只能以线上的云演出来暂时满足观众的常态需求。
其次是会不会回到常态？这个问题对于不具有选项空间的优质紧俏产品而言似乎是一个并不存在的问题，只要剧场开放，它们随时可以回到常态，随时可以拥有市场。如《永不消逝的电波》《朱鹮》，无论何时贴出售票，都告售罄。但对于选项空间较大尤其是日常性消费型的一般演出产品，复演以后，观众还会不会回来则是一个问题。线上的不计成本的演出，对于很多剧团来说是狂欢，因为从来没有见到这么高的点击率和收视率，以前缺观众，现在他们把演出无偿地提供出来，只希望能够有观众传播这门艺术。但是市场无情，处于负利状态的公益演出和线上演出是难以为继的。
如果将来观众习惯了云上的观摩，不习惯线下的购票观演，就会在演艺市场产生次生灾害：有些演出产品观众在线上看完了就没有线下观摩的兴趣了，对于这些一般性的，没有反复玩味观赏价值的作品，如今的线上模式可能会是饮鸩止渴。
3 剧场还会存在吗？
最后就是要不要回到常态。这涉及我们长期实践过程中观念的改变，我们固然可以用很多手段去刺激剧场恢复到常态，可是到底还有没有必要回到我们曾经熟悉的常态？
21世纪的前20年马上过去了，在观演领域，它和20世纪的前20年过去之时的情况十分相似，都面临着时代观念的转型。20世纪的前20年，镜框式舞台剧场艺术在中国普遍兴起，起初还是试探性的，到了20年代开始，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重庆、南京、杭州、香港……各地全面地进入剧场艺术，表演艺术在进入都市的同时，进入了以镜框式为标志的舞台艺术。
而我们身处21世纪的今天，是否有可能全面地退出剧场艺术，退出镜框式的舞台艺术？其实疫情之前，这种变化已经在悄无声息地进行中了，即演出已经开始走出镜框式的传统剧场，走向户外、田野、厅堂，走向私密化的生活空间，张艺谋导演的大型实景“印象系列”演出，陕西推出的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推出的实景园林昆曲《牡丹亭》等，都是收获好评的尝试。
疫情过后的复演不仅仅是简单的传统剧场的回归，也应该同步思考演艺行业今后可能会出现的新的存在方式。重返20世纪传统剧场的同时，也要开发21世纪的新型演艺空间，包括不仅仅将云上线上的演出当成权宜之计。随着未来人类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聚集方式的变化，表演艺术也会出现新的传播载体和观演空间。
任何时代都会留下那个时代的精品杰作，但是大量的日常消费型的文艺创作及演艺行为都会变成泡沫化的前浪，在后浪无情的推力下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进化，是前进。疫情期间的特殊生存方式，未尝不是一次行业问卷，倒逼我们思考疫情之前业已式微的当代剧场艺术，其出路与生机究竟何在？走向田园，走向户外，走向云上线下更为广阔也更为自由的存在与发展的空间，将疫情造成的次生灾害转化为积极的应对之策，进而探索新世纪演剧艺术的新形态与新常态，或许也是一次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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