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受访者：周海昌，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以下简称“周董”。

贫穷可怕，但努力仍有希望

小编：周总您好，感谢您抽出时间参与今天的访谈。首先，我想了解一下您的成长经历。您初中就读于华师附中，中考也取得数学满分的成绩。请问，支撑您在青年时期发奋刻苦的精神动力是什么？

周董

我想这与我父亲的激励密不可分。我的父亲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乡下，那个地方水都没有。为了补贴家用，我父亲7岁就在一个药材店做小工打扫卫生及做杂工。药材店老板人很好，教他认字读书，父亲学得也很认真。

16岁那年，为了糊口，父亲跟着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去当兵。那时候的人都是文盲，整个连队，除了连长没有人懂字的。但我父亲可以写字，所以连长就经常让他读上级一些文件，每个月也要写帐，就这样慢慢做起了文书工作，由于他的字写得工整，后来也幸运地得到了更高级别军官的赏识调到上一级当文书了。再后来在他的师长亲笔写推荐信下，父亲去黄埔军校当学员毕业后当军官了。

老爸的经历告诉我，贫穷固然可怕，但是你如果自己能努力，还是能抓住机遇、迈向成功。那时为了省油晚饭后都不点灯，别人当童工晚上就睡觉，他就在晚上有月亮的时候跟着老板对着月亮学写字，这种刻苦的精神也影响和激励了我。

小编：您在16岁时成为一名人民公社社员。从学生到农民，您是怎样适应身份转变的呢？

周董

我所在的学校叫华师附中，教育还是挺好的。学校在我们毕业前，用了半年时间教育我们，要“一颗红心，两手准备”。能读书就读，不能读书就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到最艰苦的地方。

我们那时很单纯，如果读不了书，就去当农民也可以。中国那么多农民，别人能干，我们也应该能干。那里的条件确实艰苦，我们在大城市里长大的，可到了南方到处是水田的农村，不能穿鞋子，赤着脚跟农民一起干活。我们那个时候好像心态还挺好的，没有什么埋怨，干得还挺开心的。

我所在的农村，之前是没有电的，在我下乡之前一个月才刚刚通电。因此几乎没有人懂电工知识，所以我业余时间就经常帮他们干电工的活儿。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爱好电工，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就装电子管收音机，到六年级的时候就装好七管的电子管收音机了。因为热爱电工，所以不管是在农村修理电灯，还是防洪抗旱安装水泵，我都很容易上手。

勤勉刻苦，酸洗工也能做厂长

小编：您从1971年进入国光之后，做过很多不同的工种。这种工作经历对未来从事领导岗位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周董

这种经历对我后来当了领导是非常有帮助的。我有一个特点，就是干一行爱一行。如果我后来不当总经理的话，一直在电镀班，我相信我现在会是一个全国有名的电镀工程师。

我到电镀班后，一开始就是做酸洗工，将零部件上的铁锈用强酸洗掉再交给下一道工序的工人，这是最苦的工作。后面学习化验，检验电镀液的各种成分，一步步当上了工艺员，成为整个电镀车间的大师傅。我进厂的时候，很多工艺文件还是苏联的老一套，后来我们厂发展了一些新的电镀技术，我也开始主动编写国光的电镀工艺文件了。

后来我当了零部件车间主任，车间有很多机加工设备分布在八个班组，各种车床、磨床、冲床、纸盆和支片制造设备、电镀和喷漆设施等等，要学习这些设备的操作规程和生产工艺，那几年我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你要管得好，就要把每一种零件的加工工艺首先学会。懂得它的工艺，你才能搞技术革新，搞好安全生产和提高效率的管理，直到现在，我也非常熟悉这些机械加工。就是因为有这个经历，之后才能够制定非常接地气的管理措施，因为我是在用工人的心态设计这些制度，因此规章制度也很容易落地实施。

我初中毕业就去当知青了，我深知文化水平低将会导致我很难成为一个工程师或管理者。1971年我进入国光厂时还没恢复高考，但社会已开始拨乱反正开办一些业余夜校了，我用了十一年的业余时间，全部晚上和所有星期天都到业务学校上课。我先用二年时间补习高中课程，之后用二年读了电化学中专，之后再读了一个大专分折化学和一个大专汉语言文学，再花三年读完工商管理并取得硕士学位。这其中有多辛苦可以想象，但随着知识的增长又会有更多的欢乐,知识的增长帮助了我此后事业的进步。

实事求是，用发展倒逼改革

小编：您在1988年在国光推行中外合资模式，这一改革对公司的发展有什么重要意义？

周董

我认为当年国外的管理体制相对于国内的计划经济模式，有以下几个优点：

第一个就是董事会取代了厂长的一言堂。公司怎么干，战略怎么规划，不是厂长一个人说了算，也不是工业局说了算，而是必须要通过董事会去评估能不能干，应该怎么干。

第二个就是对投资的风险评估。过去计划经济那一套，就是上面给你一个什么计划，让你投资一个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严格的评估，你就去干，失败了也就失败了。

但是引进合资的机制以后，必须要有市场的评估的机制。这个东西投下去以后有没有市场，有没有客户；如果有的话，有多少量？这个东西投下去以后，将来哪些因素会对生产的成本产生影响？汇率波动对这个投资有多少影响？等等，这些都需要科学评估。

从管理角度上来说，当时国有企业的职工工资取决于工龄，但是外企发放的工资完全基于对每一个岗位进行严格的评估。我施行中外合资以后，首先也引入了这个岗位工资的概念，所以一下子就调动人的积极性。这也促使大家都努力去学习，提高技术水平，争取干那些重要的、技术含量高的岗位。

小编：在2000年，国光自此正式变为民营企业。您当时为了动员职工购置股权都付出了哪些努力？

周董

那时候已经当了十二年的总经理了，我认为我对市场与客户是非常了解的。我首先告诉员工们，这个行当竞争非常激烈，如果要国光能在竞争中战胜对手，就一定要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所以这个事情最好员工参与，员工做主，员工说话，而不是让国资委去说话。

此外，我也和员工们讲了市场的前景，因为我很熟悉客户跟市场，对国光很有信心，对未来的市场也看好。股改以后，我有信心带领大家将国光更好地发展下去，大家也能安心在国光干一辈子。

但现实问题是，大家的工资一直就不高，如果买的股以后无法上市，岂不就是一张废纸？

对此，我呼吁大家放心去买，你们买不完的我全包了，哪怕借钱也包了，这样就让大家有信心，因为我周海昌最后可以全部把它买下来。

在这种氛围下，员工们努力筹钱去买，最后员工买了超过70%。剩下的28%左右，我借钱都买下来了。这个风险也很大的，万一国光上不了市，那我每年还的利息都不得了，退休金都要用来还利息。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好的——大家很努力，国光上市了，企业受益了，我也受益了。

本期采访者：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本科生段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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